天马，是源自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神异形象，呼应着一个时代最深切的精神诉求与文化脉动。追溯天马意象的源头，须重返那开拓进取、气吞山河的汉武时代。
汉武帝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，南阳新野人暴利长献“渥洼水”所出天马，汉武帝刘彻狂喜而作《天马歌》云：
太一贡兮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。
骋容与兮跇万里，今安匹兮龙为友。
对此，《史记·乐书》记载曰：“尝得神马渥洼水中。复次以为太一之歌。”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曰：“元鼎四年六月。得宝鼎后土祠旁。秋。马生渥洼水中。作宝鼎天马之歌。”
如此神异的天马，流“赤汗”，汗水沫为赭红色。故而这“天马”便是所谓的“汗血宝马”了。
太初四年（公元前101年），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得汗血宝马，汉武帝刘彻作《西极天马歌》：
天马徕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
承灵威兮降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
汉武大帝的这两首“天马歌”，气度非凡，很有天下归一、以德服人的铺张扬厉，精准捕捉了时代脉搏。而按照我们当今所掌握的“科学知识”解读，诗中“赤汗流赭”的奇异描述，源于大宛马剧烈运动后寄生虫引致的血汗现象，但在帝国话语中，这一生理特征被神圣化为“天马出水中”的祥瑞之兆。天马也天然成为帝国气象的华丽注脚，如《汉书·礼乐志》所录《天马》十章有云：“天马徕，龙之媒。游阊阖，观玉台。”
从更深层的政治意义理解，汉代神圣的天马意象承载着三重象征：其一，它是“天命所归”的政治符瑞，印证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；其二，作为“四夷服”的战争符号，彰显汉帝国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；其三，“龙为友”的比拟更将天马抬升至神话维度，与龙这一至尊图腾并肩。
盛唐诗仙李白，将天马神话、伯乐传说、个人际遇、满腔抱负熔铸于一炉，唱出了“天马歌”的最强音。
李白《天马歌》诗曰：
天马来出月支窟，背为虎文龙翼骨。
嘶青云，振绿发，兰筋权奇走灭没。
腾昆仑，历西极，四足无一蹶。
鸡鸣刷燕晡秣越，神行电迈蹑慌惚。
天马呼，飞龙趋，目明长庚臆双凫。
尾如流星首渴乌，口喷红光汗沟朱。
曾陪时龙蹑天衢，羁金络月照皇都。
逸气棱棱淩九区，白璧如山谁敢沽。
回头笑紫燕，但觉尔辈愚。
天马奔，恋君轩，駷跃惊矫浮云翻。
万里足踯躅，遥瞻阊阖门。
不逢寒风子，谁采逸景孙。
白云在青天，丘陵远崔嵬。
盐车上峻坂，倒行逆施畏日晚。
伯乐剪拂中道遗，少尽其力老弃之。
愿逢田子方，恻然为我悲。
虽有玉山禾，不能疗苦饥。
严霜五月凋桂枝，伏枥衔冤摧两眉。
请君赎献穆天子，犹堪弄影舞瑶池。
天马行空，与飞龙为伴，所以才会“回头笑紫燕，但觉尔辈愚”，这里，天才李白很有“燕雀安知‘天马’之志哉”的轻狂。但歌诗急转而下，生不逢时，抱负不得施展，“恻然为我悲”，“不能疗苦饥”，如此悲与苦成了绝调。
而就天马意象论说，李白《天马歌》“天马来出月支窟，背为虎文龙翼骨”极尽想象之能事，以天马自况其“腾昆仑，历西极”的自由精神，实则将天马意象推向了浪漫主义的巅峰。
宋人守儒谨严，唯有何麟瑞的《天马歌》与《后天马歌》颇得李白《天马歌》雄浑浪漫的气象。其他如司马光、张耒等人的《天马歌》，刘攽的《天马行》，米芾的《天马赋》，都写得较为“现实主义”。
后世写天马，元末明初杨维桢《佛郎国进天马歌》值得关注。杨维桢《佛郎国进天马歌》诗云：
龙德中，元气昌，天王一统开八荒。
十又一叶治久长，前年白雉来越裳。
中国圣明日重光，仁声馺沓动嘉祥。
乌桓部族号佛郎，实生天马龙文章。
玉台启，阊阖张，愿为苍龙载东皇。
瑶池八骏若有亡，白云谣曲成荒唐。
有元皇帝不下堂，瑶母万寿来称觞。
属车九九和鸾锵，大驾或驻和林乡。
后车猎俟非陈仓，帝乘白马抚八方。
调风雨，和阴阳，泰阶砥平玉烛明，太平有典郊乐扬。
尚见荥河出图像，麒麟凤鸟纷来翔。
“中国圣明日重光”，该诗很有大国的豪迈与气度；歌中唱到，“前年白雉来越裳”，以及“麒麟凤鸟纷来翔”，也还是把“天马”视为祥瑞。而进贡天马的“佛郎国”，有的指认为葡萄牙，也有说是西班牙，但明代“佛郎”二字其实也有“珐琅”或“法蓝”的写法，故而“佛郎国”可能就是生产“珐琅”器的国家之意，指向当今的中东地区。
而就天马意象的精神内核分析，经历了从“外向征服”到“内向超越”的深刻转型。汉唐盛世的天马，多与“西极”“流沙”“昆仑”等空间意象并置，象征着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征服。而在内敛的宋明文人笔下，天马则常与“画图”“镜鉴”“鞍鞯”等物象关联，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观照与砥砺。
更深远观之，天马意象的演变轨迹，恰与中华文明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变化同频共振。汉代对“西极天马”的神化，折射出早期丝绸之路开拓时的新奇与震撼；唐代胡马题材的盛行，体现盛唐包容万方的文化自信；宋代以后天马渐趋“去神化”，则反映中华文明对异域事物从猎奇到消化吸收的成熟心态。天马，这一源自西域的“他者”，最终通过诗歌的不断重写，内化为中华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西域东来龙为伴，天马行空最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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